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改革道路的创立及其深远影响
摘要：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列宁时期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军事共产主义道路和新经济政策道路。其中，新经济政策的道路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首创了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作为首次社会主义改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仅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力，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成为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源水活头。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发展史；军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从1516年诞生迄今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思想(1516—1848)、社会主义运动(1848—1917)的发展阶段后，以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标志，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到了国家制度和国家建设的实践阶段。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先例：以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高举社会主义革命大旗的布尔什维克在取得革命胜利后，马上就面临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由原来的一个理论问题凸显为一个现实的实践问题。在经历了三年军事共产主义的道路之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1921年3月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由此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早的改革道路。一、 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改革道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出现了新的高潮。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社会主义是高于和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所以，社会主义革命也只能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才能取得胜利。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则依据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深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帝国主义危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帝国主义发展链条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一国的胜利。当时第二国际的多数社会主义者都反对列宁的革命观点和主张。不过，当布尔什维克冲破了重重阻力、以武装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时候，第二国际后期围绕在落后的东方国家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争论就已经被革命胜利的事实宣告终结了。十月武装起义的成功证明，革命不仅能够发动，而且能够取得胜利；布尔什维克领导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广大民众不仅支持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更支持和拥护布尔什维克打败了得到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白卫军叛乱，巩固了革命政权。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从夺得政权的那一天起，即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列宁就宣布：“在俄国，我们现在应该着手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就直截了当地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布尔什维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布尔什维克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直接目标之一就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建立的第一个政党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中的“共产主义”就意味着废除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在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列举了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治统治后首要实行的10类措施，其中第5、6类是直接的国有化措施，“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其他的措施也是围绕着建立体现为国有化的公有制而展开的。谙熟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布尔什维克在建立了革命政权后，他们的首要执政措施就是以建立公有制度为核心而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在革命胜利当天召开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首批决议就明确，工农政府“定会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土地交给农民。定会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对各家银行实行全面监督，同时把这些银行变为单一的国营企业”。距十月革命胜利将近两个月后，列宁在1917年12月14日前后提交了《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宣布一切股份企业为国家财产”这样的国有化法令。当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公有制首先就表现为国有制。除了建立公有制的措施外，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还实行废除商品交换、建立实物配给制的政策。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后来，列宁将第一阶段直接称为“社会主义”阶段，他在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国家与革命》这一政治文献中，将马克思所说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他明确，“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当然，列宁也深刻理解马克思所论述的“第一阶段”的一系列原理，特别是关于产品的生产和交换的原理。马克思指出：在第一阶段，“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在这个阶段，普遍的商品交换已经不复存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消了此前俄国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建立实物配给制度，并严厉打击倒买倒卖、投机倒把行为。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的另一类政策措施是围绕争取军事斗争的胜利而展开。虽然以武装革命的方式夺取了政权，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布尔什维克还需要以不断的军事斗争来巩固政权。为了争取军队支持和团结各级官兵，在革命胜利当天即10月25日发布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列宁就强调：“新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实行向有产阶级征收和课税的果断政策，以保证供给革命军队一切必需品，并改善士兵家属的生活。”显然，为“保证供给革命军队”而“采取一切措施”,便为后来被称为“军事共产主义”的政策奠定了根本基调。在掌握政权后的第4天即10月29日，列宁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重申，“目前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就是组织司令部，集中一切物质力量，保证供给士兵一切必需品”。到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余粮收集制法令》,规定将国家必需的粮食和饲料总数逐级分摊到各省、县、乡，直至农户，应按规定价格，如期交售。派工人武装征粮队下乡，协助贫农委员会负责收购。1919年下半年，收购品种逐步扩大到肉类、油料和棉花等。实行余粮收集制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收购上来的粮食远远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方针下，要使用征粮队直接征集的办法来满足前线和军队的需要。由此，便形成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条道路——军事共产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军事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道路，布尔什维克认为，为争取军事胜利而实行的政策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然而，军事共产主义一系列政策的内在矛盾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总体而言，社会资源向军事领域的集中必然使某些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特别是余粮收集制，对农民粮食的过度征集极大地恶化了工农关系和兵农关系，工农联盟不仅不能巩固反而日趋紧张。结果，1920年底到1921年初，在苏俄大地上出现了农民暴动、工人罢工、甚至是军人叛乱的浪潮。特别是1921年2月，曾大力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也发动了叛乱，使列宁大为震惊。3月8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在开幕词中不无遗憾地指出：“在上次党代表大会时，我们就在迎接从战争向和平的转变，并且设法实现这一转变，设法安排好这方面的工作，但是直到现在，这个转变还没有完成。”3月15日，在喀琅施塔得叛乱还没有完全平息时，列宁就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代表着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列宁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或妥协决定着我国整个革命的命运”。之后，苏维埃政权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实现了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产品交换”到新时期的“商品交换”,苏俄也由此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走上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型道路。对于军事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无疑是一条社会主义的改革之路；放眼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新经济政策的道路还是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二、 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的深厚理论基础
事实上，列宁在俄共(布)十大开幕词中所言上次党代表大会“我们就在迎接从战争向和平的转变”,这是指的一年前的1920年3月29日至4月5日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当时国内武装叛乱和外国入侵已基本平息，布尔什维克政权迎来了和平建设的良机。如何进行经济建设也成为代表大会讨论的主题之一。经过酝酿和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但是，决议的内容却引人深思，其中指出，“代表大会赞同俄共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实行经济军事化以及使用部队应付经济需要的提纲”。也就是说，这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虽然看到了和平建设的良机，在理论上认识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和平的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措施上，仍然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诸如“实行劳动义务制、实行经济军事化以及使用部队应付经济需要”等，即用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显然，这些措施无法扭转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也无法缓和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工农矛盾。在经历了1920年中期到1921年春一系列严酷的现实之后，终于促成了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理论创新。表面看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实行新经济政策来得十分突然。实际上，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具备特别坚实而充分的理论基石。自18世纪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产生以来，人类文明就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工业社会以不可阻挡之势向世界各个角落扩展。从19世纪70年代前后起，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和北美，直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到这个时期，展现在人类面前的是由生产发展带来的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生产力是人类社会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发展必然引起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各种社会潮流发展的方向，顺应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变革的社会发展潮流就会获得不竭的动力源泉，而社会主义运动正是这样的社会发展大潮之一，新产业革命带来的工人阶级的壮大正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着日益强大的阶级力量和雄厚的社会基础，使得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一时期呈现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适应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理论家密切联系实际，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从70年代初起，恩格斯就致力于自然辩证法或者说科技哲学的研究，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1895年去世前。这项研究从引发生产力革命的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入手，实则落脚到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即以自然界的辩证法昭示社会发展的辩证法。正是在这种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恩格斯晚年提出了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变化的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必须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做出调整。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初，列宁在深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进行辩证法的研究和思考。1908年，列宁沿着恩格斯的思想足迹，花大精力研究现代科技和社会发展并写成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对自然辩证法的深入理解和研究，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1915年，列宁又专门写了《谈谈辩证法》一文，论述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的发展变化和对立统一规律。列宁的这些研究反映在社会发展领域，典型的就是在1915年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的理论。这一理论表面上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多国“同时胜利”的理论完全相悖，但事实上，它们的基本理论内核却共同是关于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法，即在客观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相关事物的不断发展和转换，甚至表面看来转化成为原来事物的“反面”,即从“多国胜利”到“一国胜利”。列宁作为辩证法大师，一方面，他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对形而上学的静止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观念进行彻底的批评，另一方面，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列宁又总是能够发现事物的主要矛盾，把握事物发展和转变的规律，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及时做出战略策略上的调整。由此，就不难理解列宁在面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危机时及时推出新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当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更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开拓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期阶段，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热衷于构建一个人类理想的社会，他们从吃、穿、住、行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设计了详尽的方案，诸如托马斯·莫尔设计的“乌托邦”、托马斯·康帕内拉构筑的“太阳城”、欧文建立的“新和谐公社”等等。主要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设计无一例外地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上，是好看不好用的“空中楼阁”。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来拒绝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进行具体细节的设计和描述，他们之所以能够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将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坚实基础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除了从当前的物质条件出发，没有其他通往未来的道路”的原则，他们始终一贯地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和发展趋势出发，论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对于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图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只有原则，没有具体的方案。19世纪8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乐观主义情绪在社会主义者队伍中十分盛行。1881年1月6日，荷兰工人运动领导人纽文胡斯请教马克思，如果社会党人取得政权，在政治经济方面首要的立法措施应该是什么?马克思在回信中就批评道：“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又有不少人向恩格斯请教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图景。1890年8月21日，恩格斯在给一位社会主义者的信中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的这一真知灼见提供了打开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之门的钥匙，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最明确、最清晰的原则阐述。列宁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在领导布尔什维克成功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中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拒绝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教条化，不拘泥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和措施，适时推出了新经济政策，从而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革之路。后来，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时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这里所说的“根本改变”“重心改变”,都生动地体现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传承，当然也流露出列宁对改革意义的充分肯定。三、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改革的地位和影响
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指导实践。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科学理论的指导意义表现得尤为突出和重要。从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来看，甚至可以说是理论先行，实践行动是理论的直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不过，在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社会主义主要还是处在理论的、运动的形态，未能直接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践活动。科学社会主义一经诞生，很快就成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并引导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时期，在东欧的俄国还酝酿而成了布尔什维主义。当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候，社会主义就由理论的、运动的形态发展提升为实践的、国家制度的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就面对着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首先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既有理论出发，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这时，理论的坚定性和军事斗争的残酷性结合在一起，保卫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当经过三年多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建设和斗争之路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发现了军事共产主义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于是，迅速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应该说，这是布尔什维克一次伟大的思想觉醒，这次思想觉醒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理论层面，体现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伟大的理论勇气，他们不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教条，而是作为行动的指南。正如列宁所言：“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通过思想觉醒，也形成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在实践层面，通过这一次觉醒，布尔什维克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首次创立了改革的道路，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措施不仅取得了重大的实践成果，更产生了广泛的现实影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新经济政策的道路是在俄共(布)的领导下，依据当时俄国小生产仍占优势的客观现实，以商品、市场经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对于国有化、产品经济为主要经济特征的军事共产主义而言，新经济政策无疑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因为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新经济政策是在首个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领导下进行的改革，所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也代表了世界上首次社会主义改革的出现。也就是说，新经济政策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因为满足了广大工人、农民的迫切要求和生产发展的需要，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也是立竿见影。在遭受了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巨大破坏后，仅仅4年左右新经济政策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到1925年前后，苏联的各项生产指标已经基本达到了战前的水平，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十分遗憾的是，在一系列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影响下，到1928年前后，新经济政策的道路被终止了。新经济政策被终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布尔什维克大部分领导人并未认识到新经济政策的重大意义，没有看到商品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作用，而是将它看成资本主义的因素而加以排斥，新经济政策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的临时“让步”。其次，围绕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不同路线斗争。布哈林等人主张工农业的协调发展，而斯大林等人则主张农民和农村要为工业的发展做出牺牲，缴纳超额“贡赋”。最后，也是严酷的国际环境所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自然倾向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迅速达到富国强兵，以保证自身安全。法西斯主义的迅速兴起更加强了这种倾向。新经济政策虽然后来被终止，但它所开辟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却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由苏联一国扩展为世界多国，正是在新经济政策等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下，1949年南斯拉夫率先开启了战后社会主义改革的尝试；后来在捷克、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尝试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到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布拉格之春”,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一揽子社会主义改革计划。主要由于这一计划过于“激进”,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结果在苏东国家引发了震荡，苏联等几个“华约”国家出兵镇压了“布拉格之春”。这一事件也意味着战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遭遇到重大挫折。在经历了十年左右的停滞之后，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掀起了战后社会主义改革的新浪潮。几年之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越南、老挝等纷纷走上了新的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当了战后社会主义改革大浪潮的开拓者和引领者。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也从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中找到了改革的灵感，他在总结苏联剧变的经验教训时不无感慨地指出：“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无独有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也从新经济政策中获得了社会主义革新的理论灵感，1982年底，越南共产党重要领导人长征同志专门组建了理论研究小组，小组研究人员从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中获取了大量的改革依据，通过长征转化为越共中央的决策。长征在1986年7月黎笋去世后担任越共总书记，促成了越共1986年12月召开的“六大”开启了社会主义革新的道路。越共“六大”之后，新任总书记阮文灵传承了越南的革新事业，继续推进越南的社会主义改革。由此看来，新经济政策不仅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改革道路，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在新经济政策的启发和影响下，社会主义国家持续进行改革探索，使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不断得到壮大。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形成了享誉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因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出现低谷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潮”激荡，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上写下了华丽的当代篇章，并且必将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走上新的发展高峰。
作者简介：郭春生，河北肃宁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会长、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研究。阳力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党政研究》2022年第1期
基金项目：教育部当代社会主义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外共产党适应性变革与社会主义道路新探索研究”（16JJD710010）